人无压力轻飘飘，我有压力向谁说

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.2万亿，微超英国，“赶英”终于实现。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，恐怕早就“赶英超美”了。有了压力就说出来，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。

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。你承认有“幸福的童年”这回事吗，好，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。你承认有“幸福的晚年”吗，好，请干脆别生下一代。你承认要“住得像个人样”吗，好，请搬出大城市。傻瓜都知道，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。

可能的，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。面向21世纪，全球竞争，终生学习。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。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，一开开到十一点半，比夜班编辑还苦。新加坡电视剧《小孩不笨》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，最后那个C是Credit Card。

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，他们被父母的期待、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，他们早恋，他们上网，他们飙车。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。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，他们是中国的脊梁，不仅上有老下有小，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。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，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。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，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，动不得，因为稍不留神，即会沦为房奴、车奴然后是卡奴、病奴、学奴。

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，解决压力更困难。中国告解资源稀缺，“我有压力向谁说”都成了问题。“我有压力”的陈乙东喊出港人心声，中国的陈乙东们还闷在心里。喊出“解闷救台湾”的《全民大闷锅》为那个经济压力与国际地位焦虑症并存的小岛消解了不少社会情绪。它把陈乙东的“未解决、未解决、未解决”变成RAP的模仿秀，“阿叔”扭着发福的身段将压力释放出来。就像现代版生理卫生教材教导的，如果没办法解决就DIY一下。如果没人诉说只有自己找个洞把它喊出来。

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

过去30年里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，这就是进步的悖论：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、更健康、更长寿，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，但比起上一代人，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，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、诱惑更多了。疯狂购物，休长假，放单飞，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。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。高人指路，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，即回归简单生活。

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。无论是办公室尔虞我诈，还是老板的苦苦相逼，均把“与人斗其乐无穷”升级。“把公司当家”是妄想。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，工会主席、妇联主任就是牧师，他们听员工“告解”，解决生活问题。现在一句话“干活去！”

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，只有中国在疯长。北京零点研究集团《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》显示，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，北京列第19。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，北京又排在第一位。在宜资与宜居之间，大城市们嫌贫爱富。

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。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，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。资源极端浪费。“从经济学角度上看，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，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。”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。

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。最宜居，创业、求职均不难，生活压力适中。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。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，经济发达程度适中，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，正处于一个“不大不小、不前不后、不多不少”的最佳状态。宁波民营经济发达，就业机会多，居民富裕，工作压力相对较小，融合了大、小城市的共同优点，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。

迈克尔·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《崩溃》，新失工作，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，而他正堵在路上，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。结果他——按美国人的方式，买了把枪，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。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。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、不安、气闷、暴躁。最先是职业枯竭，然后是生理耗竭、才智枯竭、情绪衰竭、价值衰落，最后是攻击行为。

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，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，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。比如封杀那些说出“房奴”的嘴巴，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。好像没人说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。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，所以盖茨、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。焦虑的最后解决底线是宗教，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
人无压力轻飘飘。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，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。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。只是要适中。